合法的配资平台有哪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部署，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合法的配资平台有哪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新征程上，应当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立足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内涵是通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实现与全球经济的高水平互联互通，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动力要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持续高质量的要素投入，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获取这些要素的重要渠道。通过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我国不仅获取了现代化发展的资金和技术，还借助其溢出效应加速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通过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更高水平开放，我国将能更好地吸引创新人才、数据要素等高端生产要素流入。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引入外部资源，而且能够通过引入竞争规则推动国内深层次改革，推动建立更加成熟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机制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允许更多外资进入不同行业，让国内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学习和创新，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一方面，对外开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有效打破“零和博弈”思维，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通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新型开放理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还未发展成熟，我国依托要素成本优势和全球市场外部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收获了开放红利。在当前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通过深耕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市场，可以持续为中国产品“走出去”构建风险更分散、潜力更巨大的全球市场网络。

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不仅是资源和市场的交换，更是一种系统性、制度性的环境优化工程。一是塑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有利于更好塑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市场运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长期信心。二是强化产业发展安全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多元化的贸易投资联系，减少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有效防范“断供”风险，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三是优化外部舆论与战略环境。在主动开放市场、分享发展机遇、参与全球治理等开放举措推动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发展的包容性和互利性，并与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更多战略机遇和回旋空间。

2.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新特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发展局势提出的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提供了科学指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新变化、新特征，这对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本质上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上”开放；制度型开放则是通过国内外规则、标准的衔接适配，实现更深层次的“边境后”开放。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此后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均对制度型开放进行部署。在制度型开放目标下，传统围绕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构建形成的开放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

从被动接受和参与规则向积极构建和引领规则转变。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传统主导全球治理的美欧国家领导能力下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改革受挫，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完善金砖机制，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参与全球治理。应该说，我国已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构建者乃至引领者，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应根据全球角色变化进行改革调整。

从面向发达国家为主向多元均衡的全球布局转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驱动我国对外开放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近年来，个别发达国家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我国展开全方位战略打压。同时，东盟、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市场潜力逐渐释放。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布局在巩固深耕传统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新兴市场，努力形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市场相互支撑、风险分散的多元平衡布局。这也为我国开放合作机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协议对等开放向对等开放与单边开放并进转变。协议对等开放以“对等互惠”为原则，是基于谈判和博弈的开放，强调国家间利益的对等交换。单边自主开放是主动放宽市场准入而不要求其他国家做出对等举措，是基于长远发展考虑的战略性开放。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当下，我国通过扩大自主开放可以更好地掌控开放的领域、程度和节奏，增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黏性。同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可以帮助其更好融入国际市场，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协议对等开放到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要作出相应调整和适配。

3.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水平与质量，根本上取决于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因此，构建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不仅是应对全球变局的战略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

推动构建更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努力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争取在争端解决机制、竞争政策、服务业开放等领域形成共识。推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使其更公平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创新性打造新型多边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的规则制定能力；用好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谈判力量。推进各类双边和区域经贸协定谈判，推动已有自贸协定升级，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稳步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以我国正在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重点，在数据跨境流动、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开展规则对接。数据跨境流动领域，推动实施更加完善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竞争中立领域，重点对接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相关规则；知识产权领域，重点对接未注册驰名商标和未披露实验数据保护规则；环境保护领域，逐步完善环境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和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政府采购领域，重点推动采购程序和采购管理规则对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对外开放试点功能，对国际高标准规则进行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条件成熟后逐步复制推广到全国。

深化支撑贸易强国建设的外贸体制改革。持续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进出口货物监管模式改革，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加快推进智慧口岸和跨境贸易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数字贸易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建立数据产权、数据交易、数据传输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加快数字贸易认证体系建设，推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国际互认。创新服务贸易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进建设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示范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推动内外贸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协调衔接，推动国内国际标准转化和质量认证结果互认。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在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基础上，稳步有序推动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加大对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支持力度，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便利外国投资者在华实施并购投资；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增强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建立统一协调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市场调研、技术支持、风险评估等全方位服务；鼓励企业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形式，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构建有利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体制机制。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目标，构建与之匹配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完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同时，促进开放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发展“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合作园区，探索完善税收分享、统计分成等机制。创新高能级开放平台管理体制，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平台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健全基础设施联通机制，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等物流通道的联通作用，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完善“陆海空网”四位一体的现代立体联通网络。强化国家战略联动效应，推动区域发展战略与对外开放举措精准对接。

（作者：刘晓宁合法的配资平台有哪些，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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